喜乘大轿

　　《清代之竹头木屑》载，福康安出行时坐轿（故事：清朝武臣，无乘轿之例），需用轿夫三十六名，轿夫们轮流抬轿，轿行如飞。就连出师督阵时，福康安也要坐轿，并给每个轿夫配备良马四匹，轿夫换班后，就骑马跟随。四川总督的轿子也很大，须轿夫十六人，里面有小童两人，负责装烟倒茶，并备有冷热点心百十来种。

　　朱笔点蛙

　　《南亭笔记》载，福康安率兵西征，路过一个僧庵，此时夕阳西下，就宿营此庵了。夜里蛙声不断，扰得福康安不能入睡。他大怒而起，命兵弁出去把这些青蛙都赶走。兵弁抓了一只，送给福康安。福见此蛙青翠可爱，就拿朱笔在蛙的脑门上点了一点，然后放生。从那以后，这个地方的青蛙脑门上都有一颗红点儿，至今犹在。据说，家里养一只这样的福蛙，可以规避火灾，所以当地居民称之为“福蛙”。

　　公子浪游

　　《水窗春呓》载，四川某地粮台王启焜，为福康安提供过无数钱财，是福康安身边的红人。有一年元宵节，王启焜的儿子去苏州游玩，没订到观灯的船。这王大少乃纨绔子弟，从小没吃过亏，第二年赌气预定了所有观灯船。本地人一艘船都找不到，以为是江海大盗的阴谋，赶紧报官。官府追查后，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元凶王大少拘捕。正巧福康安从台湾平叛归来，知道了这件事。他命人把王大少带来，问清原委后，令其跪在船头，大声责骂，历数其不端行为，吓得王大少连连磕头谢罪。当地官员在旁边瞅着，也冒了一头冷汗——原来福康安跟王大少这么熟！他能像训自己的儿子一样训斥王大少，恰证明了一句话：爱之深则责之切。福康安走后，当地官员把王大少从狱中请出来，像伺候爷爷一样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倒把王大少搞懵了。 

　　无赖冒名

　　昭梿的《啸亭续录》载，京城有个叫副天保的无赖泼皮，因与福康安的家奴是邻居，从平日里家奴的吹嘘中了解到了一些福康安的声势和排场，以及情状嗜好，觉得有机可乘，于是召集了数十名不务正业的无赖痞子，打着福康安的牌子旗号，沿途讹诈州县。为了避免被有见过福康安的地方官员识破，骗子们一路上都称福大帅偶染小恙，不便见客，所以不见任何人。而沿途州县的官员也不敢多问，只是争相行贿，以谋攀附巴结，副天保一行所获颇丰。骗子队伍来到湖南辰州，知府清安泰乃是福康安一手举荐提拔上来的人，如今见恩公到来，当即投上名帖求见。可是副天保一行却以各种借口百般阻挠，不肯让清安泰面见福康安。清安泰心下生疑，觉得事情可能有诈，遂强行闯入内室，揭开帐子锦被，发现是副天保扮作福康安躺在床上，于是赶紧招呼随从进来，把副天保一伙全部抓获，无一漏网者。事情上报到朝廷，乾隆知道后非常高兴，立马升了清安泰的官。清安泰最后官至浙江巡抚。

　　轿夫骄横

　　《三异笔谈》载，因福康安的军功显赫，又深获乾隆殊宠，气势熏灼，他手下的家奴也非常骄横，所经之处，辄向地方官员索要钱财，并经常滋事扰民。在征西过程中，福康安的轿夫跑到老百姓家里抢东西。当地巡视都司徐斐恰好看到，赶紧上前阻拦，轿夫一把将徐斐从马上拽下来，劈头盖脸一顿猛揍。川北道长官姚一如听说了这件事，非常气愤，想到福康安那里告状。有人对他说，福大人位高权重，向来抓大放小，怎么会关心这些小事呢？你去找他，惹其生气，反而麻烦；你们按自己的方式处理了，也没什么事！

　　姚一如一听，也对，就令人把轿夫抓起来。轿夫不知大祸临头，仍然肆意咆哮。姚一如先用棍子敲打了他一顿，又抽了他四十个耳光，拎起来一看，轿夫被打死了。消息传到福康安那里，福康安并没有生气。其他轿夫兔死狐悲，不依不饶，竟然集体罢工。毕竟宰相门前七品官，福康安为安慰这帮轿夫，给他们挽回点面子，撤掉了了姚一如的成都知府。

　　引领时尚

　　《啸亭杂录》载，福康安好穿深绛色服饰，人言之为福色，因为“福”字，一语双关，都愿有“福”，所以民间也争效其色，都要做件“福色”袍子穿，以 借福音。

　　福康安一生征战南北，戎马倥偬，参与了四次镇压各地民变，是朝廷足资依靠的军事重臣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1年），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，以领队大臣参加大小金川之战，历时五年，率兵逾沟攀崖，冒雨雪出击，协同诸军攻克宜喜、勒乌围、噶尔崖等要隘寨堡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，金川平，升正白旗满洲都统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至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相继任吉林将军、盛京将军、云贵总督，改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。

　　乾隆四十九（1784年）年，福康安跟从将军阿桂率兵镇压甘肃回民田五起义，与参赞大臣海兰察会兵伏击，俘获义军首领张文庆。进封嘉勇侯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，被命为将军，偕海兰察督兵赴台湾镇压林爽文起义，俘首领林爽文、庄大田。台湾平，进一等嘉勇公。次年（1788年），迁督闽浙。后又移督两广，以私运木材罪夺职留任。

　　乾隆五十六年（1790年），受命筹划集师抗击进攻西藏的廓尔喀（今尼泊尔）军。次年（1791年）二月，授大将军衔，率师出青海，行40日至前藏。会诸路兵万余人，以分路进攻、伏击等战法连败廓尔喀军，收复要隘济咙等被占藏地。继督兵追击，深入廓境，六战皆捷，迫廓尔喀言和。被授武英殿大学士。班师后，奉命筹议西藏善后章程（即后来《钦定西藏章程》之蓝本）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，福康安统兵数万镇压湘黔石柳邓与吴八月起义。

　　早年经历

　　福康安生于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户部尚书米思翰的曾孙，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孙子，经略大学士、一等忠勇公傅恒的第三子，乾隆帝嫡后孝贤皇后的侄子。

　　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，福康安承袭云骑尉，授三等侍卫，命在乾清门行走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，擢二等侍卫，命在御前行走。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，擢一等侍卫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，授户部右侍郎、镶篮旗蒙古副都统。

　　平定金川

　　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大小金川再次为乱，阿尔泰与桂林都调度无方，乾隆帝派福隆安赴前线审讯桂林，以阿桂接替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，福康安任职户部侍郎，不久改满洲镶黄旗副都统，受命赶赴四川军中任平叛将领。

　　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正月，当阿桂攻打当噶尔拉山时，福康安持印而至，于是阿桂留福康安辅佐领兵作战。乾隆三十九（1774年）二月，清军攻喇穆喇穆，福康安督兵攻克西各碉堡，又与领队海兰察合军，乘胜攻下罗博瓦山，并北攻得斯东寨。一天夜晚，土司之兵乘雪雾迷蒙，夜色笼罩，偷偷登山，袭击副将军常禄保驻扎营地，福康安听到告急枪声，立即督兵赴援，击退了土司的进攻，受到乾隆帝嘉许。五月，驻扎在山麓上的土司又借着雨天的掩护，筑起两座碉堡，福康安率八百士卒，夜间冒雨攻打碉堡，入碉中袭杀数人后摧毁碉。乾隆嘉许他“壮军威、破贼胆”的行为，特旨褒奖。

　　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四月，乾隆帝鉴定福康安为西路得力之人，赴宜作战尤为出力，授为内大臣。五月，福康安克荣噶尔博山，进至第七峰，又赏嘉勇巴图鲁号，以后即以“嘉勇”二字为封爵佳号，重叠使用。福康安逐一克服多种碉垒营寨，到八月中秋夜，清军分兵自西北攻入勒乌围（今四川金川县内）土司营寨，索诺木逃走。到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正月，俘获索诺木及家人．大小金川平定，清朝在此建懋功厅。

　　平定大小金川之后，清廷论功行赏，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。福康安原袭之云骑尉，由兄长福隆安二子丰绅果尔敏袭。西征军返京日，乾隆帝亲往京城南郊行郊劳礼，赐给福康安御用鞍辔马一匹，御紫光阁饮晏，赐给缎十二端，白银五百两，并于紫光阁绘像，列前五十名功臣中。于是由户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。同年四月，擢为镶白旗蒙古都统，七月，赏戴双眼花翎。九月，再调正白旗满洲都统，十月，赐紫禁城骑马。

　　总领一方

　　由于福康安在大小金川之役中与士卒艰苦作战，克敌制胜，初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，得到了重视武功的乾隆帝的赏识，于是一再提拔使用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，福康安被授予吉林将军之职，次年调任盛京将军。

　　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，被授为云贵总督，成为总领一方军政的封疆大吏。在云贵期间，福康安主张铜厂立法宜详，用人尤要应实，提出在云南多开采铜矿，使铜的产量增加，受到朝廷嘉奖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八月，福康安又调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。川陕之地向来为清朝视作军事重地，十分重视其总督及巡抚的人选，一般均以满洲重臣充任，福康安任为川督后，受命严缉“咽匪”。

　　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五月，福康安奏蜀中“匪徒”已戢。八月，福康安即擢为御前大臣，加太子太保，次年命来京署工部尚书，五月，又授为总管銮仪卫大臣、阅兵大臣、总管健锐营事务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三月，福康安再擢而为兵部尚书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。福康安因其军功，受到乾隆的宠信和重用，不断加官晋职，成为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。

　　平定民变

　　甘肃的回族事件继发于撒拉族民变之后，由田五等人团结固原州、通渭一带回民，在甘肃通渭北六十里的石峰堡修筑营寨，于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四月在盐茶厅小山地方起事，并向西北进军，但攻靖远、会宁不下，田五又于作战中死亡，遂折向东南，与通渭的回民一道攻通渭城。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军与回军交战，清军陷入埋伏圈，全军千余人均覆没，明善亦毙命。在紧急形势之下，清廷急忙重瓤组织兵力，命福康安带钦差大臣关防，驰驿以赴甘肃镇压民变，并授参赞大臣，会同将军阿桂共同任事，又任命福康安为陕甘总督。

　　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六月，福康安统兵赴隆德，进攻静宁底店，斩杀数千，攻破石峰堡，生擒张文庆等。福康安因此晋封为嘉勇侯。鉴于甘肃一带回民习武成风，而从文应试者很少，福康安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考虑，上奏皇帝，提出“教导回民”的善后事务，清朝在循化厅设学校，以资训迪，得到乾隆帝的赞许，学校之设，在福康安是为了驯化民众，利于统治，而对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之事必定会产生实际效用。

　　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七月，福康安转为户部尚书，第二年又转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福康安受到乾隆帝倚重，并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权力。

　　转战台湾

　　在甘肃发生回民事件以后，东南的台湾又爆发了林爽文起义，以天地会的教义相号召，形成了强大的势力。起义者在林爽文领导下，于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与清军展开激战，连克数县。清廷命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前往台湾府镇压民变，两相接触，农民军处在主动地位，声势更加浩大，连常青所驻府城也处于包围之中。由于常青镇压不力，乾隆又在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七月改派福康安为将军，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同赴台湾作战。十一月，福康安一行渡鹿仔港（今台湾彰化西南鹿港），登岸后，由新埤进兵，以主力进攻包围诸罗县城的农民军，双方交战至仑仔顶，农民军从竹围中出而抵御，福康安令军队原地不动，自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起义军中，起义军不幸战败。诸罗一战，福康安以扭转战局、解除城围。同年十二月，清军继续对起义军进行围剿，福康安又统兵由内山搜至打铁寮诸社，分兵堵截海口及各要隘。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正月，在老衙崎俘获林爽文。

　　前次诸罗被包围时，福州将军恒瑞在盐水港（今台湾台南县西北盐水镇）观望迁延，拥兵不救，请朝廷另派援兵。乾隆知情后遂命福康安弹劾恒瑞，问他妄请添兵，摇惑军心之罪，但福康安并未问及此事，而且在奏疏中为恒瑞多方开脱，称他作战奋勉，仍请将恒瑞留于军营。

　　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正月，乾隆帝严厉责备福康安袒护亲戚，本想从重治罪，但因平定林爽文有功，从宽免其深究，只传旨严行申饬。林爽文起义失败以后，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二月继续督兵赴南路镇压农民军余部，将农民军追至台湾最南端的郎峤，水陆并发，将南路起义军首领庄大田俘获。至此，台湾的农民军被全部镇压下去。清廷命在台湾郡城及嘉义县为他各建生祠塑像，在紫光阁绘二十功臣图像。当年，福康安即调任闽浙总督。

　　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正月，因越南滋扰广西边境，乾隆又将他调任两广总督。七月，和珅之弟、巡漕御史和琳参奏湖北按察使李天培，用湖广粮船私运木材，由此讯得福康安捎信索购一事，乾隆严旨令福康安自劾，罚其三年的总督养廉银，加罚公俸十年，革职留任，但马上即减免。可见和珅、和琳兄弟与福康安居对立之势，乾隆帝对此自有处理办法，使这一文一武之臣都在宠渥之中。

　　驱廓保藏

　　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，廓尔喀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由，派兵入侵西藏边境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0年），廓尔喀又再次兴兵，直犯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，而驻藏大臣保泰临阵退缩，竟想把达赖和班禅移至青海。清廷闻报，即派福康安为将军，与参赞海兰察、奎林（福康安堂兄）率巴图鲁侍卫入藏，迎击入侵的廓尔喀。九月二十九日，福康安自京启程，由山西、青海一路驰驿赴藏。翌年正月初三到达青藏边界，正月二十日抵拉萨。从西宁至拉萨，全程四千六百里，途中步行六十天。

　　福康安抵藏后，乾隆帝命他迅速出兵作战，不使廓尔喀军队有喘息之机，以尽快收复失地。福康安在各路人马到齐后，即行进剿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1年）四月二十七日，福康安由今西藏南部边境的第哩浪古进兵，五月六日行至擦木附近，福康安乘夜色潜兵进攻，兵分五队，两路深入敌寨左右山梁堵截；二十八日，终于攻克防守坚固的碉寨，夺取了擦木。 [11]  攻下擦木之后，福康安所部军队直趋济咙。五月十日，福康安分兵出击，成功地占领济咙的廓尔喀军寨子，收复了济咙。至此，清军廓清了自擦木至济咙边境的廓尔喀军。

　　乾隆五十七年（1791年）五月十三日，福康安又率军由济咙出发，沿路攻打敌寨，直抵距阳布一百余里的雍雅（今尼泊尔境内）。廓尔喀举国震惊，因此乞降。福康安至热索桥以后，以为抵阳布必将“势如破竹，旦夕可奏功，甚骄满，拥肩舆挥羽扇以战”，自比诸葛亮，于是士兵也产生懈怠思想，廓尔喀军趁机而入，因此清军也伤亡惨重。廓尔喀国王表示退回在扎什伦布寺劫掠的财物，今后再不侵犯西藏。这次入藏征讨廓尔喀的胜利，保证了清朝边境的安宁和西藏社会的稳定，成功地维护了清朝国家的领土完整。

　　乾隆帝对征廓尔喀之役的主要统帅福康安也倍加赞赏，于是实授为武英殿大学士，加封忠锐嘉勇公，福康安被列为首功之人。在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又将福康安授为领侍卫内大臣，并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，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三缺，令福康安于其得力家人中，酌量给戴，以示宠异。 乾隆五十七年（1791年）七月，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，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、七世班禅等西藏宗教首领共同筹议办理西藏善后事宜，双方经过会商，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。乾隆五十八（1792年）年正月，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，即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》，改革并充实了多项方针，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。

　　死后哀荣

　　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二三月间，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、四川总督和琳、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，分路镇压。八月，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，石柳邓、石三保为将军。福康安、和琳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。九月，吴半生被俘获。十二月，吴八月被俘。初战告捷，乾隆帝破格封福康安为贝子，他是第一个宗室之外，活着被封为如此显爵的人。

　　由于长途跋涉和紧张作战，福康安病倒在军中，但他仍继续督战，终因积劳成疾，在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五月，病逝军中。同年六月，石三保被诱至坳溪被俘。起义领袖相继遇害，起义军开始失利。九月，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，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，至十二月，起义军的最后据点石隆寨失陷，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，苗疆至此平定。乾隆帝万分悲痛，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，配享太庙，并建立专祠以致祭。不过，后来的嘉庆帝并未像其父亲那般褒奖福康安，多次追加谴责他在军中挥霍无度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嘉庆帝将福康安儿子由世袭贝勒降为贝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