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炯明的诗词作品

ju67kgfg63个月前 (09-09)诗人诗词1

    陈炯明(1878年1月13日-1933年9月22日),字竞存,广东海丰人(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白町村,今属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),粤系军事将领,中华民国时期粤系军阀代表人物之一,主张“联省自治”,实则要割据称覇,与孙中山“大一统”的政治纲领不合,被国共讨伐后避居香港,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“洪门致公堂”转型为“中国致公党”,并首任该党总理。1933年9月22日病逝于香港,1935年4月3日,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。

    主要成就

      广州新思潮

      孙中山与陈炯明(前排左四)等在上海合影 陈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后,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,没有再循着举人、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,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,1906年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,入读政法学堂。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。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,各项新政面貌一新,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,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。1908年,陈炯明以优等成绩从政法学堂毕业。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,陈炯明大开了眼界,接触到各种新思潮,而且结识了已加入同盟会的朱执信,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。

      1909年,陈炯明回到家乡创办《海丰自治报》,自任主笔,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。这一年,他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,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他在谘议局提出“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”,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,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,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,推动自治进行。

      为加快成立国会的进程,江苏谘议局发起在上海召开16省“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”。当时赴京请愿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活动,向政府表达民间的声音。陈炯明作为广东谘议局代表,赴上海参加了大会。议员们提出请愿书,希望能尽快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,但清政府以“我国幅员辽阔,筹备既未完全,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,如一时遽开议院,恐反致纷扰不安,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”为由予以拒绝。对所谓国会本来就只持观望态度的陈炯明来说,这次大会让他更为失望。他认为,中国政治的积弊太多太深,不是一班坐谈之客在国会里高谈阔论就可以解决的。陈炯明泄气地表示:“开国会为无聊之举,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,除此别无他法,随波逐流为之耳。”

      但上海之行对陈炯明意义非同小可,而且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:他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,并加入了同盟会。

      革命同盟会

      秀才出身的陈炯明加入同盟会,似乎是件难以理解的事。他的政治抱负与主张流血革命的同盟会是两条路。事实上,他加入同盟会后,确有革命同志批评过他“对清廷抱有幻想,仕途奔竞”。不过,陈炯明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,最终的目的仍然是“建设”。他与以孙中山为代表大部分同盟会员“革命至上”的心态大相迥异,不知是否是导致最终二人决裂的一个隐藏的伏笔。1909年5月,胡汉民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,陈炯明担任实行委员。他随后还在香港成立“乐群书报社”,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,他还把母亲从海丰接到了香港。陈炯明与黄兴等人先后策划过多次起义与暗杀行动,黄花岗起义遭到惨痛失败,他又于1911年成立暗杀团,策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、广东将军凤山行动。

     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,广东同盟会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,组织民军攻城略地,并迅速蔓延至广东各地。同盟会一批党人聚集到香港,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,召集一万多军民,围攻惠州。在围攻的过程中,陈炯明受孙子兵法的影响,深信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为上上策,通过游说、策反的办法占领了惠州。这时候,他拥有广东纪律最严明、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,这也是当时广东唯一一支真正从属于同盟会的军队。

      广东省长

     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,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、代理都督,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。二次革命时,他在广东宣布独立,失败后转赴南洋。1916年参加讨袁,成立粤军总司令部,自任总司令。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,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,随后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据闽南地区。1920年10月,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。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,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部长。经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后,陈炯明逐渐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,也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。

      六一六兵变

      陈炯明 然而,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,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。1921年,已经有传闻说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出现不和。陈炯明认为,孙中山此时就任非常大总统不合时,而且他并不赞成北伐,主张联省自治,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,这与力主北伐统一全国的孙中山的主张有着极大差异,两人矛盾逐渐激化。1922年3月,孙中山撤销其粤军总司令、广东省长、内务总长职,只留陆军总长职,最终导致“六·一六”事件的发生,二人彻底决裂。

      如今,关于对中国近代政治产生重大深远的“六·一六”事件发生的细节,各方说法不一。后代研究者一般认为,“六·一六”事件并不是突发的,其前因后果复杂而难以言喻。

      1922年6月12日,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,不点名地指责陈炯明“反对北伐”;而陈炯明6月14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,矛盾基本公开化。

     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两点,孙中山得到粤军通知,粤军部队将攻击粤秀楼,情势危急。宋庆龄顾全大局,临危不惧,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发现。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。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,只身逃出。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,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(即后来的中山舰)上。孙中山离开半小时后,炮声四起,陈炯明部队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,有士兵还大喊:“打死孙文!打死孙文!”

      “六·一六”兵变之后,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,此后,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,提出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。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,经常有人在中间调停,希望他和陈炯明二人能够和好。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写悔过书,而陈炯明坚决不写,终于没有再走到一起。

     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,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,那就是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,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,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,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。

      禁赌政策

      在政治生涯中,陈炯明以严禁烟赌、主张地方自治而著称。从他任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,陈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“改良的”而不是“革命的”,是“由下而上的”而不是“由上而下的”。他的政治主张在《建设方略》和《中国统一刍议》二书中有完整的表述。“联省自治”一直是陈炯明坚持的主张,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,只能实行分权自治,才可养成“民治精神”,建设民主。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,他对章炳麟说:然为国努力,无论在位在野,务达此制(指自治省联邦制)而后已。从作为议员提出禁赌议案时起,一直到后来出任广东都督及省长,陈炯明都把禁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。赌博的恶习由来已久,但清政府把赌税当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,所以才会屡禁不止。禁赌无疑要砸掉成千上万大小赌商的饭碗,要截断官府一条每年几百万两的滚滚财源,所以,从一开始陈炯明就面临着不小的压力。不过,陈炯明做得非常决绝,主张以雷霆手段,定期一律禁绝,不留任何余地,才能收效。

      1920年12月1日禁赌章程生效后,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博。为此,广州学界发起为陈炯明铸铜像,以纪念禁赌的成功。1921年广州建桥,取名陈公禁赌纪念桥,镌禁赌经过事迹于桥边石柱。可见当时陈炯明的禁赌行为深得人心。

      尽管在政治上仍存有争议,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,陈炯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作风完全不同。他不仅颇有文采,而且廉洁自持,不蓄私财,在生活方面也相当严谨,自己还以不二色感到自豪。

      陈炯明后来避居香港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,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。日人拉拢不成,仍赠他8万元支票,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。其后,他派代表参与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,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,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。

      1933年,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,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。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,结局如此凄惨,这是非常罕见的。

    人物生平

      1878年,生于广东海丰,原名捷,字赞之,又字竞存;

      1899年,中秀才;

      1906年,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,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;1909年,任广东谘议局议员,先后提出《革除衙署积弊案》、《废除就地正法案》、《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》、《筹筑惠湖铁路案》、《禁绝一切赌博案》等提案;11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,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,加入同盟会;

      1910年,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;

      1911年,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裸长兼调度课副课长,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。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,光复惠州;

      1911年,广东军政府成立,被推为副都督,不久后为代都督;

      1913年,宣布广东独立,声讨袁世凯,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;

      1915年,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另立异帜,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,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;

      1916年,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,参加讨袁斗争;

      1917年,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其“定威将军”。后向孙中山表示“竭诚拥护”,参加护法运动,任援闽粤军总司令,占领闽西南的汀州、漳州、龙岩等地,建立根据地,称为“闽南护法区”; 

      1920年8月,率粤军从广西回粤,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,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;

      1921年5月,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,积极参与“联省自治”运动,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;6月任援桂军总司令,进军广西,攻占广西全境。后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,破坏北伐;

      1922年4月,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,并以辞去各职务相要挟,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,粤军总司令、内务部总长三职。此后退居惠州,其部属叶举率“陈家军”主力回师广东,于6月16日发动兵变,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。8月15日,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;

      1923年1月,被滇、桂、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赋军击败,后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;

      1925年,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避居香港,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;

     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。(1933年,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,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。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,结局如此凄惨,这是非常罕见的。)

      少年时期

      陈炯明,惠州府海丰白町乡(现汕尾·海丰)人。粤系军事将领,中国军事家。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。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,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。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。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,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,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。

      武昌起义后,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,1911年11月9日广东“和平光复”后不久,任广东副都督,后为代理都督。1912年4月,任广东总绥靖经略,后任广东护军使。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,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。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,自立为临时都督,陈逃往香港、新加坡。1915年12月,回到东江一带,组织民军起义,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,自任总司令。袁死,黎元洪出任总统后,陈交出兵权,被授予“定威将军”称号。后到上海,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。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。12月2日,孙中山任陈为“援闽”粤军总司令,经10个月奋战,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,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。这时,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,又致力“刷新政治”,创办《闽星半周刊》、《闽星日刊》,提倡“新文化”,以响应“五四运动”后新思潮的传播。

      任职广东

      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,10月28日攻克广州。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。1921年4月,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。这里,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。

      陈炯明认为:依总统选举法,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,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,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,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,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,而且实行记名投票,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?和北方毁法,又有什么本质不同?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,结局只有一个: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。陈反对孙中山任职,不参加就职典礼。孙任非常大总统后,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,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。

     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(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)而合作,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,仿照美国,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,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,这个主张,史称 “联省自治”;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,他主张“中央集权”,要以武力“北伐”来统一中国,以便自己夺取政权。1922年3月21日,陈炯明的亲信、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,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,两天后身亡。

     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,然而,陈派及驻穗美、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,刺杀邓铿,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。邓铿之死,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,可以说是致命一击。4月9日,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:一、陈炯明参加北伐,二、筹措500万元的军费。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,遂被罢黜。4月下旬,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孙中山与奉、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,结成三角同盟。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、皖军阀,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,必须立即出兵策应,但出乎意料的是,直奉开战,仅及一周,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,狼狈退回关外,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,化为泡影。但南方的北伐,却如弦上之箭,不得不发了。5月8日,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,以示对粤军的信任。5月9日,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,旌麾北指,“出师宗旨,在树立真正之共和,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,俾国家统一,民治发达”。

      然而叶举并不领情,5月20日,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,突然开入省城。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,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。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,恢复所有职务,镇摄大局;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,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,与孙中山彻底决裂,如果陈炯明不同意,就请他出洋,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。5月31日,上海《申报》的一篇文章,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:“现在陈之部曲,亦分两派,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,则大局立定;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,俟解决完妥后,始可返省。”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。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,铺天盖地,见诸报端;前往劝驾的使者,车水马龙,络绎不绝。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,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,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。

      1922年6月1日,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,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。6月2日,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,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,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。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:“告诉你们的长官,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,便可胡作非为,我立刻上永丰舰,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,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!现在东江水涨,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!”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,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,又派人到惠州催驾。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。他说,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,他都不打算到广州。显然,他不希望被人误解。陈炯明曾经说过,一旦粤军叛孙,则“天下之恶皆归焉”,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。

      1922年6月2日,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,宣布辞职。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,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,他亦将同时下野。因此,舆论普遍认为,徐世昌下台后,停止内战,和平统一,终现一线曙光。6月3日,蔡元培、胡适、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,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,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,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: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、拒绝辞职下野。顿时,社会各界大失所望。孙中山之前的“护法”革命口号,也因此而露馅,大失民心。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:“以前,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,闹革命,可是,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,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,从今以后,就变成是他不对了。”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,说:“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、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,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、蹂躏了民主宪政,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,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。”

      6月3日,叶举宣布广州戒严,大街通衢,遍布岗哨。6月12日,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。他决心通过报纸,向陈炯明摊牌,他宣布: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,他若不服命令,我就以武力压服他。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(讲大话),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,不是用实心弹,而是用开花弹,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,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。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,且惊动全城的居民,不免过于暴烈,但我不如此做去,他们终不罢休。我只望报界诸君,主持正义,十天之内,做足工夫,对于陈家军,加以纠正。陈家军若改变态度,即不啻如天之福,万一无效,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,制裁他们了。(《申报》1922年6月19日)

      1922年6月15日深夜,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发动军事政变,驱逐孙中山下台。就在这危急关头,“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……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,如其失败,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,做充分准备,到时仍可收拾残局。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。叶举阅后,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,说陈炯明不知军事,还说:回东江哪里找吃的?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……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。”

      1922年6月16日凌晨,叶举开始行动。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,只想将孙赶出广东,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,让他赶快逃跑。他们提出的要求,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,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。孙中山离府后,粤军围攻总统府,要求守军投降不遂,而开土炮“三响吓之”。孙中山登上军舰,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。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、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,1922年6月17日,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,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。

      晚年逝世

     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,推举陈炯明为总理,唐继尧为副总理。1933年9月22日,陈病逝于香港。1935年4月3日归葬于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。

    评价

      争议人物

      陈炯明政治主张为“联省自治”制省宪,效美国宪法之联邦体制,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观点一直认为陈炯明的“联省自治”承认北洋政府国体的统治现状,实质仍会导致变相军阀割据。亦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。

      刘凤舞历史小说《民国春秋》所描述的陈炯明残杀幼童事件,只有小说作为来源。

      1920年12月15日《香港华字报》转载《上海新申报》对陈炯明的评论云:“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,其私人道德,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。”章太炎誉陈“清操绝于时人,于广中弥不可得”。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“不好女色,不要舒服,吃苦俭朴,我也不如”。

      无论是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,还是共产党主导的中共政权,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“逆党”、“叛军”、“叛徒”称之。1990年代以后,部分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考证,尤其是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报刊资料,方才让世人重新认识陈炯明。但陈定炎的资料中也并非全无偏颇。

      悲伤的乌托邦

      潘采夫在《陈炯明:悲伤的乌托邦》一文做了详细介绍。

      全文如下:

      历史学家说,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,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,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,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。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,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,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,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,他的所谓贡献,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。

      不过,折戟沉沙铁未销,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,将近一百年过去了,随着史料的发现,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,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,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,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,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。人们才发现,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。

      1925年,孙中山逝世的时候,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:“惟英雄能活人杀人,功罪是非,自有千秋青史在;与故交曾一战再战,公仇私谊,全凭一寸赤心知。 ”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,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。可以看出,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,发生了太多的故事。

      鲁迅去世的时候,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,“敌乎友乎,余惟自问;知我罪我,公已无言”。敌,友,知,罪,倒是陈炯明与孙中山这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。

      1933年9月,陈炯明去世之时,香港《工商日报》评价道:“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,中国死了一个好人。”

    陈炯明的诗词

    题赠日本邮船船长

    九月波平印度洋,凭君作楫渡西方。天将启汉资多难,我为椎秦正出亡。

    未伏康娱酬素志,那堪吟咏对苍茫。昔人横槊空豪壮,愿与民生一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