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汝成的诗词作品

ju67kgfg63个月前 (09-09)诗人诗词1

    田汝成(1503年~1557年),字叔禾,别号豫阳,约生于弘治末钱塘(今杭州市)一个书香之家,自幼继承家学,聪颖敏达,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,诗词也作得很出色,他的诗词多被收入《皇明词林》、《历朝诗集》、 《明诗综》里面。 《钱塘县志》在为他作的传中赞誉道:“杭士自弘(治)正(德)以来,扬声艺苑者,汝成为最”。

    人物生平

      田汝成,字叔禾,别号豫阳,约生于弘治(1488~1505年)末钱塘(今杭州市)一个书香之家,自幼继承家学,聪颖敏达,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,诗词也作得很出色,他的诗词多被收入《皇明词林》、《历朝诗集》、《明诗综》里面。《钱塘县志》在为他作的传中赞誉道:“杭士自弘(治)正(德)以来,扬声艺苑者,汝成为最”。

      田汝成文章过人,科考也顺利,嘉靖五年(1526年)中进士,被任为南京刑部主事,不久改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。田汝成在仪制司任职期间,开始制定皇帝南郊祭祀籍田亲蚕、西苑省耕田采桑诸大礼的程式,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。嘉靖十年(1531年),为求太子,嘉靖皇帝行放生之仁,释放在上林苑囚禁的动物。田汝成因此上言请求宽宥并释放在囚犯人,不料却触怒了嘉靖皇帝,被切责并停俸两月,调任祠祭郎中。嘉靖十三年,被放到广东任提学佥事。嘉靖十四年,贬为安徽滁州知州。次年,提拔为贵州按察司佥事,按察思南、石阡等府。嘉靖十七年(1538年),他从京师述职回乡后,不久就接到升迁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,分守左江的调令。田汝成回乡休假未满期,就奉命乘船南下广西履职。

     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,历代封建王朝曾采用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些特殊统治手段。元朝在原羁縻州县范围的基础上,设立行省、路、府、州,分设宣抚司、宣慰司、招讨、安抚司、长官司等,仍以少数民族首领司职,是为“土司”。另有汉人官员辅佐,这些汉人官员称“流官”。土司准予世袭,但必须朝贡和缴纳赋税,土司制度自此始。

      明初,“踵元故事”,推行土司制度,凡各族来归者,即因原官授之,分别给他们主管郡、州、县,规定赋税数额,准予世袭,但普遍设置流官吏目及典史,对土司进行监督。明王朝对土司的任用、升迁、惩处、贡赋、教化、土兵的调遣作了一系列规定。

      到了嘉靖年间,经过近二百年的经营,明王朝已建立起一套严格控制土司的制度。然而,这种控制,并不能消除土司与明王朝之间的矛盾,土司对抗朝廷,互相攻杀,扰乱地方的事常常发生。这不但影响了明王朝在广西地区统治的稳定,也影响到赋税征收,迫使明王朝不得不将一些不驯服的土司黜革,改为流官统治。同时,各级土司为了保持其半割据的世袭地位,顽固地保留落后习俗,越来越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。

      然而,另一方面,弘治、正德以来,明王朝政治腐败,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。官吏及土司的双重剥削压迫,迫使人民不断起义反抗,斗争此伏彼起,特别是广西大藤峡地区的起义,规模大,时间长,影响久远。镇压人民起义、防守边地,明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土司的力量。明初思恩、田州土司岑氏之乱,连续多年未能平定。直到嘉靖五年朝廷派重臣王守仁到广西,才以招抚形式把事件平息下来,并依靠招抚的土司兵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。所以,明王朝在加强对土司控制的同时,又采取笼络手段,将许多已改流的府、州,重新恢复土司统治。但是不管改流还是改土,仍然不能使社会矛盾缓和,反而有激化的趋势。因此,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,成为明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      田汝成就在这种形势下来到广西。当时广西左江地区的龙州土官赵楷、凭祥土官李寰与族人争袭官位,先后擅杀朝廷所封土司自立,左江地区骚动。同时安南(越南旧称)的莫登庸篡位后,窥视中国领土,暗地派人与赵楷、李寰勾通。形势非常严峻。处理龙州土官变乱问题,稍不得法,将酿成边关大战。田汝成与广西按察司副使翁万达均认为赵楷、李寰弑主自立,只是想要朝廷封他们为土司,原无反叛之意,故未公开与莫氏勾结。倘若朝廷兴兵征讨,必使赵、李二人公开倒向莫登庸;如果就此承认他们袭位的合法化,又会助长土官家族内部争袭官位、互相残杀之风。田汝成、翁万达即设计稳住赵楷、李寰,然后伺机擒杀他们,龙凭之乱遂定。此举既安定了龙、凭二州,避免了一场干戈,又阻止了莫登庸势力的渗透,朝廷亦免兴师之劳。田汝成的政治才干,使他在同僚中享有一定的威信。当时,以右都御史衔参赞云南军事的毛伯温,曾称赞他“知谋善虑,宣博有本”,是个“文而知权者也”。

      田汝成接着又跟随翁万达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。他建议翁万达软硬兼施: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招抚土官,让他们为明王朝卖命;用土官队伍镇压起义。他还提出了平定起义后的治理方略。

      嘉靖十九年(1540年),田汝成提升为福建提学副使,离开了广西。嘉靖二十年,他告病回乡,此后不再复出任官。

      田汝成做官的日子并不很长,十五年间只做过两任京官,自忤旨被谪后,一直不再为朝廷重用,屡次被发放到边远的贵州、广西地区任职。他到过南海、夜郎、桂林等地。每到一处,他都访古抚今,找寻山川之源,探访形胜之周防,分析边关情势的真伪,判断军务的轻重缓急。尽管田汝成厌倦边疆生活,然而他对朝廷始终怀着耿耿忠心。因此,在贵州、广西为官期间,田汝成细察民情,留意吏事,悉心研究治理方略,积极地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服务。

      由于有亲身经历,田汝成逐渐形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如何治理的看法。但因其官位不高,既不能直接上书皇帝,也不能将见解付诸实施,遂转而从事著述,以备有关官员“鉴昔慎今”,作从政参考。早在赴广西途中,他就立下了“追陈踪于畴曩,永唏叹於来兹”,“予既慨往事之莫稽,幸今游之可述”的心愿。此后,他将自己在广西、贵州所经历之事,“载笔途次,条刺日程”,并写下评论。当他回归故里时,浙江布政使陈希斋发现了这些手稿,赞其言事详核,有益于吏治,便鼓励田汝成整理付梓。田氏遂于嘉靖三十七年(1558年)夏将这些手稿冠以《炎徼纪闻》之名,锓行流布。

      田汝成一生虽无重大政治建树,但他的诗文使他在文坛上获得了较高的声誉。他的著述,时称博洽,据清钱谦益《历朝诗集小传》记载,共有一百六十多卷。著名的有《西湖游览志》、《炎徼纪闻》、《武夷游咏》等。

      田汝成不仅在文学上有较深造诣,而且在史学上也颇有见地。他十分推崇司马迁,称赞司马迁能“远涉江淮,大肆文章之力”,从而写成不朽之作《史记》。感到自己才能虽不如司马迁,但任官十余年,“内陟两京,外历三省,匍匐州郡之末,跋涉岭海之交”,“虽踪迹未遍于埏垓,而耳目已超于圭筚”,也是可将耳闻目睹之事记录下来,为后人提供借鉴的。因而“公余必展书史,非但多闻喜道时事。辑诸掌故,耳目所及,欣然揽笔为之注记”。他罢官故里,则盘桓湖山,“因名胜而附以事迹,鸿纤巨细,一一兼垓”。“虽体式不袭于前贤,而话言必核而真见”。他把自己的政治见解与对史事的生动记述揉为一体,写下了许多著述,使人读了他的著作,不仅能了解风土人情、名胜风景,而且能了解掌故的由来及“治国安民”之策。《炎徼纪闻》正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。